江蓋世部落格

198707江蓋世「贖罪之旅」，花蓮靜坐

 那麼，與其窩在家裡，等待法院的傳票，不如來個「贖罪之旅」，全島一週，宣揚「我有罪」，而我唯一的罪名就是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哈！這不是很棒嗎？以一反諷的手法，來突顯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荒謬。

文/江蓋世

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的晚上，我重讀甘地傳，又激發起新的靈感來了！

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，英國政府擋不住印度獨立運動的浪潮，不得不授權尼赫魯籌組臨時政府，但是以真納為首的回教聯盟，則拒絕接受尼赫魯的領導，不要與印度教徒為主的國大黨分道揚飆，獨立運動領導階層的分裂，導致印度各地發生嚴重的宗教暴動，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互相殘殺。

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，加爾各答一地，持續四天的暴動，根據統計，死亡者大約五千人，受傷者大約一萬五千人。接下來，一九四六年十月間，孟加拉省東部的諾迦利與提伯拉鄉間，到處暴發回教徒攻擊印度教徒事件。

 當時，甘地年歲已大，健康不佳，他聽到印度各地都市與鄉村，都暴發流血衝突事件，他感到非常痛心，他決定跑到孟加拉省的諾迦利，苦口婆心的宣揚非暴力，希望彼此是兄弟的印度人民，應該捐棄宗教的仇恨，遏止以暴制暴的風氣。

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，那時，甘地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，他進行一項「贖罪之旅」，他認為自己沒法以非暴力的精神，來拯救人民，因此才暴發了諾迦利暴動事件，所以他要長途跋涉，到暴動的災區，以救贖印度人民相互殘殺的罪過，所以才把這項行動，命名為「贖罪之旅」。

 甘地這趟諾迦利之行，他拄著一根拐杖，光著腳丫，每天清晨四點起床，長途跋涉三、 四英哩 路，由一個村莊，走到另一個村莊，他不斷和居民談話，為他們祈禱，有時，碰到懷有敵意的村民，在他要來之前，在路上撒碎玻璃、荊棘、糞便，但甘地依然勇往直前，毫不退縮，就這樣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，共走了四十幾個村莊……。

 這段長途跋涉，甘地身邊的信徒，不少人憂心忡忡，擔心他會遭到回教徒的刺殺。雖然人家這樣警告，甘地根本不予理會，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假使有人殺了我，我們若把那兇手殺了，以求報復，仍然於事無補。試想，除了甘地自己，誰能殺甘地呢？誰也無法毀掉精神。」

 看了這段章節，我的心，好像卡在鐵軌上動彈不得的列車，一下子就把障礙排除了，又轟隆轟隆的動了起來，信心十足的往前駛去。

 既然我面對檢察官陳清碧，坦白承認自己有罪，還拜託他老兄幫我起訴，那麼，與其窩在家裡，等待法院的傳票，不如來個「贖罪之旅」，全島一週，宣揚「我有罪」，而我唯一的罪名就是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哈！這不是很棒嗎？以一反諷的手法，來突顯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荒謬。

我把這個構想，跟兵介仕、蔡文旭等人商量，最後我們決定，我們巡迴全島，去各縣市的議會門前，採定時定點靜坐，也就是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三十分，靜坐在各議會的大門。

 雖然靜坐的時間，只有一個鐘頭半，如果地方的媒體有興趣報導，那也就夠了，我們更大的重點是，一路巡迴下去，我們可以接觸到許多從來沒有見過的民進黨黨工，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，及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實際狀況。

 畫擬好，我就自己著手寫「贖罪之旅」的傳單，用手寫好了，也不用什麼精美印刷，就拿去影印，直接寄給全島各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，以及有關的新聞記者。我的計畫如下：
 

由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 到 八月一日 的「贖罪之旅」，分成四個階段－－
 

第一階段：屏東、高雄、台南及台北等縣市議會；

第二階段：南投、彰化、台中、雲林等縣市議會及省議會；

第三階段：桃、竹、苗等縣市議會；

第四階段：花、東等縣議會。

 我那時候，也夠天真樂觀的，我沒有任何政治派系組織，只有幾位熱心的同志，我也沒有準備任何活動經費，只想到我有一張南下的火車票，那就夠了，住那裡，吃什麼，到那裡自然會解決，擔心那麼多幹什麼，警方會不會逮捕，那是他家的事情，反正我卡了「六一二事件」，刑法上的罪名是「聚眾妨害公務首謀」，又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高台獨禁忌，伸頭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不如抬頭挺胸，爭取入獄前有限的時間，好好地把台灣走一趟，天底下，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痛快的「台灣之旅」呢？哈哈！

 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，我自己一個人拎著包包，拿了一大袋宣傳布條，搭火車直下高雄市，再轉往屏東市，展開第一站的贖罪之旅。當天下午三點，我先抵達位於屏東市的「人權運動屏東聯誼會」。該會的會長潘立夫、主要幹部徐炳豐、陳文騰等人熱烈歡迎我。這個聯誼會，是屏東反對運動的重鎮，裡面的成員個個驃悍，鬥志昂揚。

 聽他們說，屏東情治當局，為了我要來，緊張兮兮的，頻頻的找他們聯誼會的幹部溝通，希望他們不要參與我的靜坐活動，甚至還私下拜託，如果非靜坐不可，就千萬不要遊行，趕快結束，早一點讓江蓋世離開就好。我聽了這句話，心裡暗笑，真奇怪，我只是一個人，又非何方神聖，更無千軍萬馬，而且又對外講好，我堅持非暴力，只要你想逮捕，我就跟著你走，決不反抗，像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，他們緊張兮兮什麼呢？

 下午四點，我在會長潘立夫及許多幹部的陪同下，依照既定的下午四點，準時抵達屏東縣議會門口，我拿出一張大幅的黃色布條，上面寫著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其中，「台灣獨立」四個字，用綠筆寫著。我把布條鋪在地上，前面再鋪張海報，上面寫著「真正的非暴力，是遭到打擊，仍然愛他。」

布條和海報都鋪好了，很多熱心的朋友，拿了小石塊，壓在它的邊緣，防止大風一吹來，布條被捲走。然後，我穿上了甘地精神綠背心，頭綁上了綠絲帶，開始氣定神閒的坐了下來。我一邊坐，一邊東望望、西望望，面前站了零零落落的一百多圍觀民眾，但他們都不敢接近，潘立夫、許炳豐以及專程由高雄市趕來的楊金海等人，陪同我一起靜坐。

楊金海，一九三二年生，高雄茄萣人，一九七一年，因政治案件，被判無期徒刑，綠島關了十一年，一九七六年假釋出獄，曾擔任過民進黨高雄縣黨部主委，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。他是反對運動圈內，知名的老政治犯，在綠島期間，患有嚴重的胃病，所以出獄之後，他不能吃固體食物，只能喝鮮奶，後來，曾來台大醫院動過手術，才恢復正常的飲食。那天，看這位政治老前輩，一手提著鮮奶，專程趕來的情景，令我非常感動。

 下午五點半到了，我結束第一天的靜坐，而「人權運動屏東聯誼會」的成員，卻欲罷不能，他們要遊行市區。這下子，警方就大為緊張，他們認為，江蓋世的靜坐運動傳單，不是寫得很清楚嗎？下午四點到五點半，怎麼可以遊行呢？現在還是戒嚴時期呢，豈容你們說要遊行就遊行！

  這一點，我也不想跟警方辯，因為警方並不是我們抗議的對象，既然聯誼會的幹部，他們決定要遊行，藉這個方式，突顯台獨的思想自由，我就決定用步行的方式，由縣議會一路走回聯誼會的辦公室。我們在聯誼會宣傳車的開導下，開始步行市區，警方起初沒有任何防備，當我們走到屏東市中華路的台電屏東營業處附近，警方派出一道人牆，強力堵住我們的去路。

 看到警方擋道，許多人馬上抓狂，許炳豐甚至一度揚言要點燃汽油，跟警方人員同歸於盡，那時又有另外一位幹部陳文騰，在兵馬荒亂之中，由宣傳車上摔了下來，我對突如其來的狀況，心頭為之一慌，我的「贖罪之旅」，最多只要讓我入獄就可以了，但千萬不要因我而讓其他的朋友，因為一時的失控，而吃上不必要的官司啊！……不可以的！千萬不要拖別人下水！

當我內心不斷掙扎時，幸好，會長潘立夫與屏東分局副分局長朱振良溝通，過一會兒，警方終於同意撤崗，而我們步行人馬一行四十多人，通過中華路之後，就直接返回聯誼會，我的贖罪之旅第一站，中間差一點擦槍走火，但幸好，最後還是和平收場。當天晚上，聯誼會在屏東市公園為我舉行一場演講會，會中，我首度向屏東市的民眾說明，為什麼我要千里迢迢來到屏東，來倡導台獨的思想自由。

 這邊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屏東市民和派出所主管鄭榮源，讓我印象深刻，他雖然是派出所的警官，卻長得文質彬彬，說話溫文儒雅，他在我演講會之前，表示要和我私下談一談，我原本以為他要勸我，取消晚上的演講會，不想跟他多談，但沒想到，他一開口，就對我說：

 「我尊重你的立場，也欣賞你非暴力的原則，我並不是要阻止你，反而希望我能如何的協助你。」

當然，在那個戒嚴的時代，我真不敢相信這種話，是出自一個警官的口裡，我對他說，我不會接受你的任何協助，但非常謝謝你的心意。

 與這位鄭警官的接觸，使我忘卻了下午遊行時，我們與警方衝突時的一點不快，這讓我更堅信，以非暴力的精神，我們能夠贏得更多的支持，甚至連奉命與我們對峙的警察，我們也可以贏得他們的友誼。

 （未完待續）

本文引自 江蓋世著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 第四章風暴 4-6贖罪之旅